• 联系人：
• 电话：

无案可查的律师涌向三级医院骨科病房，一名患者一天收到20张名片。

律师蜂拥至三甲医院骨科病房

“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有十、二十个‘律师’来了。”躺在病床上，朱莉惊讶地发现，住院的两天里，她见到的律师比医生和护士还多。

今年11月的一个下午，朱莉在路上被一辆电瓶车撞倒，小腿骨折。她住进了上海市普陀区一家三级医院骨科。她入院不久，几个自称律师的人就过来了，说可以帮她代理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从未与律师打过交道的朱莉没想到，因车祸住院后，她竟然成为了律师的宠儿。截至当天结束时，她的床头柜上已经放了近20张律师名片。

和朱莉一样，几乎所有在病房见过这些律师的人都感觉眼前的年轻人与他们心目中的律师相差甚远。在大家的心目中，律师总是与“精英”、“白领”等词语划上等号。影视剧中的律师或重返犯罪现场调查取证，或在法庭上畅谈维护公平正义，或手握公文包踩着高跟鞋，进出高端明亮的CBD ...

然而，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当“坐等客户上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越来越多资历相对初级、缺乏案源的律师不得不“下沉”到市场最前线——医院——去寻找客户。骨科病房见证了这些法律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坚持。

“扫楼”律师

穿着运动鞋、拎着公文包的李明月一进病房就来到了朱莉的病床前，用熟悉的语气问道：“你的脚是怎么受伤的？是在哪条路上受伤的？对方主要是我负责还是完全负责？”话音刚落，同伴赵辉也走了进来，帮忙。过了一会儿，一名身穿条纹衫的年轻男律师打开门走了进来。短短十分钟的时间，三名律师就挤进了这个三人小病房。

“昨天辛苦了一整天，到晚上十点还有人来，都是你的同事。”朱莉说道。这些不请自来的律师询问完基本情况后，通常会告诉她：她有正式工作，可以申请工伤赔偿；肇事者是一名快递小哥，有公司购买的保险，所以赔偿能力比较有保障……她和家人觉得奇怪，也很困惑：“大家的说法甚至言语都差不多，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

李明月在朱莉病床前交流

不仅在上海，在全国很多城市，越来越多自称“律师”的律师和法律咨询公司人员“潜入”医院骨科或急诊病房寻找客户、推销服务、获取法律服务。案例来源。在业内，大家把这种做法称为“扫楼”。

“扫楼”久了，“律师”们各有各的招数。

“遇到老人或者没有家人的人我一般不会问。如果是年轻人，他们更容易因为工伤或者交通事故受伤，他们就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因为长期“扫楼”积累的经验，李明月站在病房门口往里看，基本上就能判断出这个病房是否值得走进去。

当有医生查房或者护士换药时，李明月就会退到走廊或者避开楼梯。在骨科病房，律师要尽量减少在医护人员面前的出现；他们还必须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更专业、更可靠，才能赌大海捞针签合同的机会。

一番交谈后，李明月给出了自己的报价——15%，也就是朱莉最终收到的赔偿金的15%作为律师服务费。此前，朱莉听说律师的最低报价只有6%。 “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做的，小心被骗，我们是正规律师事务所，就在法院档案室对面，你仔细想想。”李明月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一行字：“希望我所想的，是你的。”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用我的力量来解决你的问题。”

从朱莉的病房出来后，李明月立刻拐进了下一个病房。今天下午，他和赵辉要走遍骨科住院部两层楼的所有病房，还要去急诊住院区。 “如果有时间，晚上再去别的医院吧。”赵辉说，“这些骨科比较好的医院，就是我们‘清理’的重点。”

“从去年年底开始，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该院骨科病房工作多年的护士王阿姨说。有一次，她把病人推进手术室，身后跟着一个自称是病人朋友的年轻人。 “我以为他真是亲戚，就让他帮忙洗衣服，然后对方就说他是律师。”

越来越多的律师去骨科病房发放名片、抢案子。这与律师人数激增不无关系。国家统计局2024年11月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律师人数为12.51%，同比增长12.51%。 2018年，全国只有100名律师。五年来，全国新增律师30万人。短时间内大量新修炼者的涌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机会，反而成为了一种压力。

“一方面，律师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某些领域的法律服务需求却在萎缩。一些大型法律团队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会精简团队，年轻律师被迫退出。”独立去市场。”何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安志军表示。

对于新律师来说，在“僧人太少”的环境下，如何获取案件来源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安志军解释道：“年轻律师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专业经验和能力，只能选择服务对象急需、对律师专业要求较低、办案程序复杂的领域。”标准化，如交通事故、工伤案件。结果，年轻律师开始涌向骨科和急诊室。”

争夺“低端市场”

晚上5点，急诊住院部，护士推着餐车穿过拥挤的走廊。李明月看准时机，进了病房，向一位车祸肩膀受伤的上海阿姨介绍自己，“我们是律师……”刚开口就被打断：“我已经签了。”与其他律师签订的合同。”

“对方会抽到多少分？”他极力劝说对方：“你可能签得太快了，有点仓促了。”听到对方律师只拿6%-8%的佣金，李明月还是坚持去争取，“多了解一下我们律师事务所总没有坏处……”阿姨有些感动，不过她还担心违反合同是“不道德的”。李明月告诉她：“他还没带你去鉴定，所以合同可以退。”

医院病房里，“扫地”律师互相警惕、互相猜疑、互相竞争。他们像推销员一样听取对方的报价，然后降低自己、推销自己，甚至超越同行抢客户。

赵辉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当我去医院，那里没有同事时，我会感到害怕。人们不知道你来这里做什么，所以你必须解释很长时间。当“同事越多，竞争压力就会越大。”赵辉是上海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独立执业律师。当天下午，她试图招募“条纹衫”：“你来给我做，我会给你更高的佣金。” “条纹衬衫。”但他含糊其辞，拒绝透露目前的报价。赵徽私下埋怨道：“他没诚意。”

尽管刚刚“赏识”了一位同行业的客户，李明月仍坚称自己并不是业内最“肉欲”的人。他总说自己只是偶尔来“扫楼”，一个月才一两次。 “不像有些同事很忙，他们早上7点去医院，工作到晚上7、8点。”但他显然对病房的布局很熟悉。记者留守的几天里，他“扫地”，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病房……

李明月和赵辉在一名受伤妇女的病床前互相劝说与他们签订合同

十年前，竞争远没有那么激烈。

“当我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时，我没有导师，所以我只能靠自己疯狂成长。我还处理过交通事故、工伤等人身伤害案件。过了最初几个月，我就可以靠跑来跑去赚钱了。 ，所以实习期结束之前我就一个人呆着。已经设置好了。一年下来，我可以做20个、30个价值1万元的案例。如果签约一两家咨询公司，年收入2万到3万元不成问题。只要我努力工作，就能赚钱。”众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斌说。

从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毕业后，他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直到2014年半途出家，并通过法律考试成为一名律师。刚参加工作时，周斌雇了两名助手帮他“扫楼”，因为他“觉得做律师是一份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工作”，实在受不了“扫楼”的耻辱。 。

但仅仅十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大量执业律师开始出现在医院病房里。 “以前5个人为了2万元律师费打架，现在20个人打架，一家医院一天要扫描好几次。这个市场不再只是‘红海’，而是‘红海’。”一片‘红海’。”它必须变成紫色。”周斌说。

在徐万林用铅笔手绘的一张《郑州及周边地区医院分布图》上，郑州各大医院被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象限。每个象限都标有五角星“Sweep”。重点是“楼”，用箭头表示“扫楼”的路线。这是他2020年在郑州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时，扫地一个月精心绘制的“秘籍”。

他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刚刚从体制内的技术岗位转行。尽管他已经算不上年轻律师了，但由于资历低、没有案底，他还是得像年轻人一样在郑州各大医院的病房里转悠。

“基本上每个律师事务所都有自己固定的‘扫荡区域’，即使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内，不同的律师也对各自的‘领地’有默契。”徐万林说，“以往这类案件很少有这样的案例。”钱和很多问题都是‘普通律师’看不起的工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市场巨大，机会很多。”

律师“扫楼”本质上是对法律服务“低端市场”的争夺。

“像骨科这样的案件是老百姓面临的，律师费不高，案源也不稳定，愿意‘扫楼’找客户的都是初出茅庐的律师，没有稳定的案源。 “有的资格是我不会接这种案子，也不愿意‘扫楼’。”名校毕业、在知名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谢文在浙江工作了三年的他说，“如果你看看低端市场，你会发现大家都参与其中，有点像恶性竞争。”

周斌也认为，现在的市场“涉及到了极致，尤其是底层法律服务市场。免费咨询、免费起草文件、超低价代理、全风险代理……低价、恶性竞争已经成为常态。”

“与债务合作”

李明月之所以去医院“扫楼”，纯粹是因为收入压力。

“去年有一个月，我不仅没有收到新案件，还撤案了。扣除五险一金后，我那个月的收入是负数。”他认为自己比较务实，“没有案子，我就赚不到钱”。拿到钱了，就去下线扫楼。”

李明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读期间通过司法考试。两年前毕业后，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想在大城市发展一番。 “上海是一个可以实现理想的地方。”但没想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了”。

日前，山东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在闲聊中告诉周斌，今年他所在律师事务所几位年轻律师的人均收入还不到5万元，“还不够盖”。社保、管理费、个人税，更不用说租房子了。经过一年的努力，生活最终会成为问题。 ”周斌感慨道：“今天入行的律师，可能无法在某个领域继续工作。 ”

曾担任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的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初步估计，50%的律师可能生活在温饱线上。 《上海市律师协会第十二届理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青年律师面临生存困难”，并将“加强对青年律师的支持”列为未来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北京中文（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孙成还记得，当他在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时，虽然遇到了对他很好的导师律师，但他仍然要乘坐地铁。每个星期一一两个小时。他在某条街道提供法律服务。此外，帮助和教导律师出庭、送材料、当司机、甚至照顾孩子都成了他的职责。然而，他每月只能拿到2000元的实习工资，靠着家人的经济支持，他熬过了一年半的实习期。

胡孙成记录实习律师时的工作朋友圈

2022年拿到律师执照后，胡孙成没有选择成为律师事务所的拿薪水律师（即在律师事务所领取固定工资且案件没有或很少提成的律师）或加入团队其他大律师的。相反，他来到上海，成为了一名律师。独立执业律师。

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没有人告诉他，作为一名独立执业律师，如果想在律师事务所拥有自己的办公桌，就需要租用律师事务所租用的工作站，以满足自己团队的需要。并缴纳年费。座位费10000元至20000元；缴纳五险一金、个人所得税；你必须自己找到案件的来源；律师事务所需收取律师费的20%至30%；很多律师事务所甚至会请独立律师 我们收取办公室打印费和快递费...

这些让其他行业工人瞠目结舌的“商业规则”，在律师圈却是常态。 “本质上，类似于个体户在菜市场租摊位，独立律师对自己负责，接受监督，对自己的盈亏负责。”胡孙成说道。

“整个行业的案源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律师没有固定的案源。”福建格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曾明权表示，“在一些简单的案件或纠纷中，当事人可以通过网络搜索法律条文，甚至利用人工智能自行处理。对于真正需要律师代理的案件，客户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选择时会变得更加挑剔。”业内人士透露，一些过去花费1万多元的案件现在已经减少。已经达到了1000元到2000元的水平。

业绩不好的时候，就用自己的钱打工或者“负债打工”，这种情况很多年轻的独立律师都会遇到，刷信用卡也成了常态。在南京、深圳等城市，为应对“律师行业竞争激烈、收入波动较大、市场回报不确定性增加”，地方律师协会与银行合作推出专门针对律师的贷款产品，“帮助律师缓解生活压力，谋求发展。”

“韭菜长得又长又长。”胡孙成无奈地开玩笑道。日前，他在朋友圈愤怒地写道：“年轻律师因无偿嫖娼而遭受一些损失是常有的事，但如此无耻的事情却很少见！”他正在为他的一位律师同事辩护。朋友们反对不公正。

这一年，他的朋友为一位在国外的资深律师代理了三四起案件，律师费高达数百万美元。结果，年底酬劳结算时，这位资深律师“人间蒸发”，微信再也看不到了，然后直接拉黑了他的好友。结果，这位律师朋友不但没有得到承诺的报酬，连办案路费也没有办法报销。

在被公认为明显“八条半法则”的律师行业，大量的客户资源集中在少数领先的律师事务所和大律师手中。刚入行的新律师希望得到“资深律师的带领”，以获得办案经验和案件来源。在“师徒”关系中，年轻律师绝对是最弱势的一方，很容易成为为前辈打工的廉价劳动力。律师圈里甚至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3000元才能雇到一名司机，但只要1000元就能雇到一名有合法职业资格证书的司机。

离开或攻击

法律咨询公司的进入也让市场变得更加鱼龙混杂，律师甚至不得不弯腰与尚未进入法律行业的人竞争。

以交通事故领域为例。早在2019年，一家以“公司+法律服务”模式运营的“交通事故联盟”就宣称将“打破传统律师办案模式”，打造首创“先理赔后收费”的服务模式，在它的公司介绍中你还可以看到它所宣传的一套“标准化”的营销技巧、案例跟进技巧等等。

“律师有严格的职业规范和法律规定，包括不能承诺案件的结果，不能以超高或超低的费用代理案件。但法律咨询公司是企业，不受这些条款和条件的约束他们受工商管理。”周斌说。 “前期有些公司会采取‘保赢’、‘赢了没钱’、‘我知道某某评判’等策略，一般人很难分辨谁是谁。”一个真正的律师。”

多名“扫楼工”在社交媒体上热议

李明月深感，有时候自己律师的身份在那些专业营销人员面前一文不值，“连中介都不如”。他已取消律师资格证书，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当他遇到客户需要立案、开庭时，他都会请有认证的赵辉出面。更多的时候，他抢着给人递名片，添加微信，增加“扫楼”的频率和时长……

离开律师事务所后，徐万林放弃了律师职业，在郑州开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他承认自己确实“把法律当成一门生意”，也看到这个行业有很多乱象。但他想洗清自己的名声：“我们赚的是差别化的钱，提供的是一般律师看不起的服务。有的律师收费高，服务不透明，有的甚至没有服务。客户问什么，他都可以。”只需说：“让我们等到开庭吧。”如果我们提供服务为什么不呢？”

律师正在成为一个流动性越来越大的职业。

“因为看不到未来，我的两个同事直接转行了，一个开始个体户，写小说；另一个成了网红，搞直播卖货。”周斌说道。大家都发现，这两年，身边越来越多的同龄人因为受不了而选择转行。

随着一些人的离开，更多的人加入。就像一座巨大的水库，出水量不小，但流入的水总是大于出水的。 “你听说过‘失业三包’吗？送外卖、搞自媒体、考法考当律师。”胡孙成开玩笑地描述了目前律师人才过剩的情况。很多人被法律职业的精英光环所吸引，觉得做律师既自由又高薪。然而，当他们进入职业后，却发现职业发展的“天花板”越来越低，突破越来越难。

当“坐等客户上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时，主动“出击”似乎是年轻律师唯一的出路。 “营销”自己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分析案件、讲解法律知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在各种论坛和行业会议上；他们更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或发表专业文章，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曝光度……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示价值，树立个人品牌。

李明月的名片上写着：“希望我所想的就是您想要的，我会用我的优势来解决您的问题。”

“跟风抱怨永远是失败者，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有希望。”李明月说道：“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拿回律师执照的。”

那天，李明月再次走进朱莉的病房，正在向朱莉的丈夫做自我介绍。邻床上的一位上海老太太突然喊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来了多少人？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难道你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吗？我认为你们这个行业确实应该规范一下！”

李明月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结束了自我推销的演讲。

但奶奶家的保姆和一旁的保姆却一再安慰她：“别说了，别说了，年轻人不容易，都是工作、谋生……”

（应受访者要求，朱莉、李明月、赵辉、周斌、徐万林、谢文均为化名）